高密度居住需要怎样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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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里的游戏规则
    ——中国城市布局与人口高密度社会

    一、中国人口高密度居住难以避免

    中国人口在本世纪将达到高峰,低的估计是突破16亿人,也有更高的估计,如此巨大的数字确实惊人。据研究,夏、商、周时期,中国人口仅仅1千万多一点。从汉代直到隋朝,人口总数上升到平均约6千万左右。唐宋时期人口的平均数约为8千万。到了明朝,平均人口开始突破1亿1千万人,有人认为,明朝末年的农民起义就与人口过度膨胀有关。清朝以后,中国人口超过3亿人,并且持续增长,现在已经将近13亿,而且还在继续上升。2001-2003年以来,中国每年净增长人口下降到低于1千万,但仍有约8百万人之多。根据人口模型的预测,中国人口的高峰期,在2035年至2040年间,将达到16亿以上。我们知道,因为人口的剧增,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的人们就遇到诸多潜伏的危机和威胁。按照宋健先生的说法,这块土地上的适度人口是7亿人左右,这样,我们已经大大超过了适度人口的指标。巨大的人口压力使我们在城市化的建设上,不能不采取高度密集的居住方式。比如,城市人口的多数只能居住在多层楼房、甚至高层塔楼的单元住房,而不可能居住在占地面积较大的平房、独立建筑或少层楼房里面。

    传统上我们爱说中国地大物博,中国的总面积的确不小,但是,可以生活居住的面积却又不是很多。尤其是中国的西北省份,“年平均降水只有150毫米至550毫米,而蒸发量却数倍于此。地表水源,多是盐碱苦水,饮用和灌溉都不宜。多数地方只能靠天吃饭,人畜饮水都有困难。联合国于1971年在东非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举行的国际沙漠化会议规定,干旱区人口的临界指标每平方公里7人,半干旱区为20人。我国西北各省区作为干早、半干旱地区,其人口密度都已接近或超过这种临界值了,甘肃55人,宁夏68人,新疆9人,青海5.8人。”
    “L个地方人口的多少和经济开发的状况,并不是我们主观上可以随意决定的,而是取决于该地区的客观自然条件。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我们过于强调开垦、开荒、开发,强调变荒山为梯田,强调向荒山、荒地要良田,强调以粮为纲,其结果是破坏了生态的平衡,大大减少了雨水的径流量,出现河流干枯、湿地减少、土地沙化严重的局面。结果,西部的条件不是更好,而是更为恶化了。所以,中国的西部地区虽然面积很大,但对于其巨大的人口并没有容纳能力。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在西部地区采取退耕还林、退耕还田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自古以来,人口比较多地、密度比较高地居住在东部地区,不是没有道理的,这是一种合理的自然选择。所以,中国可以居住的区域是比较有限的。而在这些有限的可居住区域里,人口的密度自然就会比较高一些。

    中国城市的人口居住密度逐年攀升,1990年中国城市人口每平方公里平均有279人,1995年为322人,2000年上升到442人,2001年攀升到588人,2002年则已达到754人。相应,中国各大城市的人口密度几乎是按照同样的速度上升的。
    近年来,中国大型城市扩张和发展的速度十分惊人。5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到1993年仅有68个,而到2002年底骤增至450个,而100万人口以上大城市到2002年底已增至171个。
    另一方面,仅从中国的城市定义与世界各国城市定义的差别看,也可以体会出,中国城市的人口规模大大高于世界上其他国家。我们知道,世界上多数国家是根据人口数量定义城市的,低的如丹麦,规定一个地区居住的人口在250人及以上就是城市了。当然,多数国家定义城市的人数为1000至2000人以上,世界上高的也就是1万人及以上(见表1)。
    而在中国,1993年修正的关于设置市的标准,提出:州(盟、县)设市时,非农业人口不低于6万人,撤镇建市时,非农业人口不低于10万人。[2]可见,中国的城市人口标准大大高于其他国家的城市人口标准。在中央政府批准的660个城市中,400万人口以上的有10个,200-400万的有23个,100-200万的有138个,50万-100万的有279个,20-50万的有171个,20万以下的仅有39个。所以,中国城市的人口规模比世界多数国家要大得多。其实,在中国,几千人以至上万人的村庄都并不罕见,从中折射着中国人口的高聚集程度。
    本文提出的问题是,在中国城市人口已经比较密集的情况下,中国巨大的农村人口流动的出路何在呢?

    二、流动人口与东南沿海城市

    根据近年来的统计,中国流动人口以及流人城市的农民工,有很大的增长。根据一般的说法,2003年,流人城市的农民工及其家庭成员总数有大约1亿人。实际上,根据笔者2003年组织的采用“挨门挨户列举人数”(totalenumeration)方法的研究发现,实际流动人口高于统计数据。在我们调查的几个地点中,实际流动人口总数高出当地登记流动人口总数约18%至40%。所以,全国城市农民工的实际人数可能比统计人数高出约1800万到4000万。至于实际流动人口,考虑到其不仅是农民工,也包括其他各种流动人口,因此比统计数字高出的就更多了。
 

www.fang668.com ;   数量如此巨大的城市农民工和流动人口,究竟流到了什么地方?这不仅对于研究流动人口自身有意义,而且对于研究中国城市化的布局和趋势也有重要意义。从实践上看,这个问题涉及到中国高密度人口的居住地问题。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抽样数据,采用系统抽样方法从全国总数据中抽取,抽样比为0.95%o,样本人口为1,180,111人。在这个抽样数据中,全国有将近5,090,632的城市外来人口,占全国外来人口总数过半。这部分人群在区域空间地理分布上有何特点?随着中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口流动将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未来一段时期中国人口的空间布局呢?针对这些问题,本文通过聚类分析,区分出几种不同的城市外来人口吸纳方式,以此理解当前人口分布的经济地理因素的作用机制。
    另外本文从对全国312个城市外来人口总量的聚类分析中,综合考察了当前外来人口在城市中的分布特征。
    本研究提出的问题是中国的城市化与中国的人口究竟如何配置和布局,换言之,什么样的人口和城市分布才是合理的。所谓合理,应从两个方面来考虑:第一,必要性,从资源、政治、经济多重角度看,怎样的分布才有利于资源的有效利用。第二,可能性,即从人口流动、变化的趋势看,这样的布局是否可能。此角度探讨的是中国人口在地域和城市中如何分布,目的在于使城市的发展更具有合理性。下面,首先让我们看看中国城市外来人口是如何分布的。

    1、中国城市外来人口分布的特征
    以省际外来人口总数、外来人口中农业户口人数、省际人口流动占总外来人口总的比例及外来人口中农业人口所占的比例这四个变量,对全国各省市进行六分类的快速聚类。结果,广东为第一类,江苏、浙江为第二类,福建、山东、湖北成为第三类,上海、北京聚成第四类,山西、内蒙、黑龙江、安徽、河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新疆、辽宁、云南、河北成为第五类,天津、吉林、江西、甘肃、海南、宁夏、西藏、陕西、青海聚成第六类。从人数平均值来看,城市吸收农业外来人口能力比较强的几个省区是广东、江苏、浙江、山东、湖北、福建;同时,上海与北京这两个超大规模直辖市也有着比较强的吸收能力。
    以经济动因为主的人口流动,在地域上体现得比较明显。根据表2,观察省际外来人口比例,第一、二、四类(广东、江苏、浙江、上海、北京)为当前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也是省际流动人口比例最高的地区。从农业人口所占的比例来看,广东、江苏、浙江外来农业人口的比例均非常之高,一方面说明,东南沿海省份飞速发展的经济吸引了大量外来农村劳动力;另一方面也说明了,这些省份对于外来人口有巨大的吸纳潜力。相反,北京对于外来人员的政策与广东等南方省份有很大的不同,户籍上多采取排斥政策,因此,进入北京的外来劳动力虽然多,但是,非农业外来人员比例比其他地区要高很多,这说明,北京更倾向于采取吸纳精英的政策,吸收了不少高档次的劳有发展状况较好城市的,比如山东胶东半岛、福建沿海、湖北武汉地区等。这些经济核心地区对于省内的外来人口有着比较大的吸引力,因此,省外人口所占的比例较低。

    此外,考察第五类(14省市)、六类(9省市)的数值。第六类9个省市,跨省流动人口比例与江苏、浙江两省基本持平,但其非农业外来人口的比例高于江苏、浙江两省。主要原因在于,这9个省市中天津、海南这两个地区虽然属于经济活跃地带,但是对于外来人口的吸引能力,远远不能与广东等东南沿海地带相比。吉林、江西、甘肃、宁夏、西藏、陕西、青海几省区的城市规模和经济活力并不大,外来人口比较少,且部分外来人口有政策性人口迁移的痕迹。再看第六类的14省市,除了辽宁和河北两个东部地区省份之外,都属中西部地区,比如人口外出大省:河南、安徽、四川、湖南等。这些省份一方面人口流出多,流人少,因此省外的人口比例甚低,另一方面流人的人口中农业人口占了很大部分。
    从以上的分析看,当前经济型、市场型导向的城市外来人口的流动,呈现以下特点:第一,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十分活跃的几个大省:广东、江苏、浙江、山东、福建在吸引农业外来人口方面占据明显优势。第二,上海、北京两个超大型城市对于非农业人口的吸引力非常大,其外来人口的构成与其他省区有着十分明显的区别。第三,人口大省和劳务输出大省在人口流动过程中呈现人口正向的净输出状态。第四,西部地区对于人口的吸纳能力仍然非常有限。

    2、外来人口城市分布特征
    笔者试将全国312个城市的外来人口总数作为聚类变量,作八分类聚类。深圳、上海、北京、广州这四个城市各自成为一类;佛山、武汉成为一类;南京、苏州、温州、福州、青岛、郑州、东莞、杭州、重庆、成都、昆明等11个城市成为一类;石家庄、太原、包头、沈阳、长春、大庆、无锡、常州、金华、台州、合肥、泉州、南昌、济南、淄博、烟台、潍坊、襄樊、长沙、珠海、江门、惠州、南宁、柳州、海口、兰州、乌市、天津、大连、哈尔滨、宁波、厦门、贵阳、西安等34个城市形成第七类;保定、呼市、威海、唐山、秦皇岛、邯郸、鞍山、徐州、南通、连云港、绍兴、衢州、舟山、丽水、芜湖、蚌埠、三明、漳州、南平、龙岩、汕头、湛江、茂名、肇庆、乐山、南充、眉山等261城市形成第八类。

    其中,前六类城市吸纳全国城市流动人口的44.23%。这17个城市有12个分布在东部沿海,尤其是从江苏以南的东部沿海。另有西部几个中心城

www.fang668.com 市在吸纳城市外来人口方面也有着比较强的能力,比如武汉、重庆、昆明、成都等。考察第七类的34个城市,在东部沿海地区的有无锡、常州、金华、台州、泉州、珠海、江门、惠州、南宁、柳州、海口、宁波、厦门,以及天津、大连、淄博、烟台、潍坊等18个城市,其中江苏以南的城市有12个。吸收外来人口最大的几个大城市,大部分座落在江苏、浙江、福建、广东东南沿海一线。

    关于人口分布和城市发展,本文试从两个角度来探讨,一个是探讨中国人口的高度聚集区域。我们知道,中国传统上有“腾冲—爱晖线”[3]的划分,在该线的东南区域,居住着94%以上的中国人口,是中国人口的主要聚集区。从上述分析中也可以看出,前七类城市大部分均分布在这条线的东南。然而,本文进一步发现,在江苏以南的东南沿海地带,是外来人口更高度聚集的区域,城市的分布也最为集中。因此,笔者提出在城市发展和人口的布局上,已经形成了一条与“腾冲—爱晖线”近乎平行的,划分东南沿海省份与其他地区的线条,我们暂称之为“东南沿海线”。实际上,这条线不应该是一条直线,而是一条与海岸平行的曲线。该线东南是中国流动人口、外来人口最为集中的地区,也是此次数据分析发现的农村人口的最主要流人地。可以预计,它将是未来中国人口更为集中的聚集区,也将是中国城市化未来发展最为迅速的地区。
    关于人口分布和城市发展的另一个角度,即对城市群和城市带的研究。在中国,城市群、城市带的发展也已初露端倪。传统上有“五大城市群”的说法,这就是: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以沈阳为中心的辽东半岛城市群,还有京津冀城市群和山东半岛城市群。如果从本研究发现的关于流动人口的趋势看,笔者对于传统五大城市群说法中后三个城市群的发展提出置疑。这三个城市群都在北方地区,即京津冀城市群、辽东半岛城市群和山东半岛城市群,它们均居于水源严重短缺的地区,且近年来已达到岌岌可危的地步,因此,北方的这三大传统城市群已没有能力进一步吸收巨量的流动人口。据此,笔者认为,真正有希望吸纳中国人口,快速推进城市化,发展大城市带的,只有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和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以及它们之间和周围的地带。可以看到,这里关于城市群的分析,正好与前述的“东南沿海线”相吻合。

    从下面的分省地图和表3可以看到,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浙江、福建沿海地区的城市在聚类分析中有一批突出的吸纳外来人口的城市,城市化的发展均比较迅速。事实上,如果从有效利用资源、资源承载力和未来的趋势看,虽然目前北方传统工业基础比较良好的地区城市发展的步伐也不慢,但是,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经济中心的南移,更加重要的因素是北方地区普遍缺水的事实,这些均严重地制约了北方地区城市的成长和人口布局。聚类分析所列出的目前吸纳外来人口较多的是1-7类城市,其中水源比较充足的、真正有城市发展潜力的,主要还是本文所说的位于东南沿海线的城市。东南沿海线的城市群有着天然的资源优势,目前又已经成为外来人口和资金流人的主要区域,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推进,可以预见将是中国城市群与城市带发展的最主要区域。

    3、关于流动人口与中国城市布局的结论
    从以上分析可以清楚看到,中国外来人口流动的地域性特征。中国的城市外来人口主要集中在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和其他地区的中心城市,一般多靠近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考察北京、上海、广东、江苏、浙江、福建、山东、湖北这8个省市的GDP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发现,其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占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49.43%。2002年全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人民币8184元,这8个省市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分别为:28449元(北京)、40646元(上海)、14391元(江苏)、16838元(浙江)、13497元(福建)15030元(广东)、11645元(山东)、8319元(湖北),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4]

    因此,当前这种以经济动因推动的城市外来人口的流动,呈现出非常强的经济地理上的特征,经济活跃地区城市吸收外来人口的能力非常强,并且随着城市化的发展而上升,城市人口流动得更加频繁。反之,经济欠发达地区往往是城市劳动力的净输出地。随着市场化的进一步推进,城市化的主流趋势会更加朝向集约化的大城市、城市带的方向发展,这是不依人们主观意愿而转移的客观趋势。
    以上数据分析,揭示了中国东南沿海都市带发展之现实与趋势。城市社会学和比较政治经济学研究发现,发展中国家城市化进程的结果往往是出现城市发展的不均衡,大城市、超大城市的优越性在亚洲的模式下表现得尤为突出。亚洲国家和地区人口密度大、资源有限,因此,超大城市的发展最为突出,像日本、韩国、泰国、中国台湾等都是超大城市聚集了大部分人口,而新加坡、香港等更是超大城市的聚集区。从城市生态学的角度来看,大城市可以形成一种生态上的聚集效应,通过规模聚集产生许多新的行业和职业,从而可以创造出“超比例就业机会”。所谓超比例就业机会,就是说由于人口聚集本身而创造的新的就业职位,在中小城市中由居民自己完成的活动,在超大城市中会形成新的分工、需要由新的就业者完成。在欧美的特大城市里,服务业的就业者占到全部就业者的80%以上。[5]所以,城市群的就业机会,大大超出了中小城市等比例人口提供的就业机会。

    笔者以为,从城市化的进程看,中国城市化进一步的推进将是形成城市群、城市带。这种趋势会更加有利于发挥空间聚集效应,有利于吸纳中国的巨量剩余劳动力,有利于经济效率的提高和降低生产成本。从资源有效利用的角度看,人口的密集居住比分散居住更能

www.fang668.com 节省能源、节约资源。而这些经济、科技、贸易中心的形成,又会对周围地区起到辐射作用,会带动整体经济的发展。
    总之,以上研究发现,中国流动人口的主要流动趋势仍然是朝向大城市集中。“东南沿海线”是与传统“腾冲—爱晖线”大体平行的划分东南沿海省份与其他地区的线条,该线东南是中国流动人口、外来人口最为集中的区域。对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分析发现,东南沿海是中国农村人口的主要流人地,可以预计其也将是未来中国人口最为集中的聚集区,和中国城市化未来发展最为迅速的地区。所以,人口高度密集的东南沿海城市带的形成,是难以避免的。

    三、如何防范人口高度密集的居住方式带来的社会高风险

    本文第一部分说明了中国人口高密度居住的难以避免性,第二部分说明了这种高度密集的居住方式将主要发生在东南沿海城市带。在第三部分,笔者将着重分析在人口高度密集的地区,如何防范社会风险。关于防范人口高密度的社会风险,可以有很多策略,比如从政府管理的角度建立大城市的应急体系或危机处理机制,这方面近来已经有很多研究了。然而,有一个方面却常常容易为人们所忽视,这就是人们自己的生活方式。笔者仅从密集人口自身生活方式的角度,看看如何防范高风险。从投入产出比的角度看,这方面策略是投入小而产出巨大。
    在高密度和巨型人口的大城市,人口活动的累加效应十分突出,但是,如果每个人在生活方式上能够约束自己的行为,其正向的影响作用同样非常巨大。

    前文已述,SARS流疫的打击证明,像北京、广州、香港这样的人口稠密的巨型城市,在突发事件面前是非常脆弱的。换言之,人口高度密集的居住方式面临着巨大的风险。不仅是政治和经济方面的风险,而且具有公共卫生方面的风险。
    笔者以为,在人口高度密集的居住方式下,恐怕要形成一套对人们的行为限制比较多的社会规范,公共管理会比较苛刻,可采用比较严格的控制方式。恐怕中国未来在解决人口高密度的风险危机上要考虑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在生活方式上要有哪些改变,以适应高密度的居住方式。我们知道“分餐”在欧美是实行的,在日本是深人家庭的。去年在SARS打击之下,很多人很紧张,不敢到外面吃饭了,所以,分餐在将来也不是没有实行的可能。再比如垃圾分类,欧美国家、日本、韩国都是这样做的,但是在中国大家觉得素质不高做不了。

    这一做不了,导致的灾难就可能很大。不要说北京这样的超大城市,就连一些人口密集的乡镇,垃圾已经成灾。由于大城市还有一定的处理系统,而小城市几乎没有。在这种状况下,集中居住就是一场灾难。垃圾在分散居住的农村不是问题,集中到城市以后就成为人类的灾难。总之,在高度聚集的人口中,只有通过苛刻的、严格的管理方式,才有可能实现社会秩序,保障社会的正常运行。
    人口高度密集居住的高风险,要求我们学会新的生活方式。说到人口高密度居住的生活方式,就不能不想到我们的一些恶劣的生活习惯和文化习惯。比如随地吐痰。中国人的随地吐痰是世界有名的。吐痰在分散居住方式下,比如在农村的荒地或庄稼地里,并不构成问题,然而到了人口稠密的地区显然就成为环境卫生的严重问题。抨击中国人吐痰之弊端,从鲁迅算起来也有近百年的历史了,然而,迄今仍然是去不掉的劣根,由此可见改变生活习惯的难度。世界上对于吐痰惩罚最严的和治理最有成效的莫过于新加坡,新加坡是华裔人口为主,并且是人口高密度居住,可见只要治理得当,华人完全可以接受新的生活方式,关键还是在于管理。下面,笔者试以三个方面为例,分析一下如何建立城市新的生活方式。

    第一,餐饮方式与分餐。众所周知的是,中国长期以来在公共活动的餐饮中,多数人是采取合餐方式的。合餐方式是我们长期以来的饮食习俗,有的人为了表示热情和友好,还用自己的筷子为客人夹菜。合餐方式弊病非常多。从卫生角度看,合餐方式常常导致疾病的传染。对于那些通过唾液、消化道传染的疾病,只要在座的人有一个有传染性疾病的,其他人就可能成为受害者。再者,分餐的好处还不仅仅在于预防疾病传播,同时也能够避免浪费。
    在合餐方式下,国人总是习惯于剩下一些食品,其结果是巨大的剩餐浪费成为世界之最。推行分餐当然困难很多,但是,笔者认为,真正的困难只有一个,就是群体规范的压力。一方面由于缺乏相应的提倡和规定,部分人即使有分餐的想法,往往也无法实现。而更重要的是,在全社会的观念没有转变的情况下,提出分餐的人往往被他人视为对别人不信任的表现,这种群体规范导致的心理压力,使得分餐只能停留在抽象的层面,谁都“不能提,不敢提,提了也没有用”,最后就走向“不想提”了。因此,推行分餐,最重要的是打破这种长期习俗形成的群体压力,这需要全社会的努力,树立分餐是文明用餐方式的观念。分餐包括三种形式:一种是各餐饮店要配备公用筷(匙);第二种是由服务人员将食物分配给各用餐者食用;第三种是自助餐的形式。我们认为对于酒店、餐馆应进行分类,对于具备条件的要严格执行分餐(其实在一些高级酒店里,分餐很自然地被店方和客人所接受);对尚不具备条件实行严格分餐的或确有困难的,则应提倡自助餐、或至少提供足够的公用餐具(比如:每道菜都配有一双公筷或公匙)。分餐对于养成国民的群体卫生习惯和防止疾病传播都是至关重要的。

    第二

www.fang668.com ,城市垃圾问题。垃圾问题最能体现人口高密度聚集的社会后果,即在人口高密度的情况下,如果每个人都乱扔垃圾,其结果就是一场灾难。反之,如果每个人都养成良好习惯,又会是最有效的治理垃圾问题的途径,这比增加环卫工人人数要有效得多。
    笔者以为,中国城市在处理垃圾的制度和习惯上,在以下三方面,有进一步改革和完善的余地。首先,严格按照社区规定的时间、地点投放垃圾。中国多数城市现在是允许居民每天投放一次(或一次以上)垃圾,而世界上发达国家一般是一周或每隔几天允许投放一次垃圾。每天投放当然使居民比较方便,但是确实大大增加了垃圾收集处理的工作量。如果不是每天允许投放,则要求居民养成良好的处理垃圾的习惯,比如,垃圾的装袋要更卫生、要封闭好,家庭要有存放垃圾的稍大一些的箱、袋。其次,要做到投放垃圾数量与交纳垃圾处理的费用挂钩。目前,中国城市垃圾处理普遍存在“搭便车”的现象,即每月的垃圾费是固定的,这样,人们投放多少垃圾,都不会增加费用。按照“公地灾难”理论,人们就会倾向于多扔垃圾。由于人口高密度的聚集效应,多扔的垃圾大大增加了城市的负担。我们知道,在世界上很多城市,管理部门用销售特殊标志垃圾袋的方式,控制垃圾数量与费用之间的关系。

    所以,中国的城市垃圾从粗放管理转向精细管理还大有改革的余地。最后,垃圾分类处理。
    垃圾分类处理可以大大减少垃圾的数量,是节省资源、保护环境的重要措施。垃圾的分类处理需要政府管理部门和居民双方面的配合。应广泛设立专人管理的分类储存箱,比如废电池回收箱、塑料制品回收箱、金属制品回收箱、玻璃制品回收箱,等等。环保、回收部门应提高回收废纸、电池、易拉罐、塑料等的价格,对于回收废品给予价格补贴,这样会促使人们将垃圾分类和回收再生物品的积极性。因为,此种回收是保护环境的重要途径。政府、机关、学校等应在垃圾分类中作出表率。因为,如果一个社会的管理者、高素质者都做不到垃圾分类,我们就很难要求普通民众做到垃圾分类。

    第三,其他卫生习惯。如果观察中国建设中的各类城市,总的印象是三个字:脏、乱、差。与人口高密度相适合的卫生习惯是多方面的,不仅仅是上述的随地吐痰问题、垃圾问题等。这就要求对于它的治理是全方位的,而不是单方面的。在这种治理中,首当其冲的是地方政府要负起责任。一些城市的脏、乱、差,首先源于城市建设的脏、乱、差,私搭乱建满目皆是,一些乡镇建设几乎失去控制,任由居民扩建宅基地。当然,居民也有责任。要解决这样的问题一方面应采取严格的规定和奖惩,另一方面也要教育广大民众。不仅要教育成年的居民,而且教育要“从娃娃抓起”,要从小培养讲卫生、爱整洁、遵守城市规范的习惯。

    笔者建议在幼儿园、小学、中学的课程、教材里增加这方面的内容。

    如上的城市新生活方式的建立,对于城市人口都是有相当难度的,对于外来人口、城市农民工,难度就更大了。由此也更可以体会到,城市是一个整体,本地市民与外来人口、外来城市农民工是唇齿相依的关系,城市的风险和危机需要城市里生活的每一个人共同防范。
    城市里的复杂的游戏规则需要大家共同遵守,如果出现任何一个人破坏规则的现象,游戏都无法进行,要帮助外来人口、城市农民工学会游戏的规则,要平等地对待他们,使他们融人到城市社会生活中来。(作者单位:清华大学社会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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